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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5【斯诺采访】

        在全国人民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的当口,南京国民政府却要禁一首爱国歌曲,这听来似乎像是天方夜谭。

        然而事实确实如此。

        自从“淞沪之战”结束后,南京政府就一直避免激怒日本,刻意压制国内的排日活动。到了“长城抗战”失败,中日两国秘密签署《塘沽协定》,南京政府取缔民间排日运动的意图就更加明星。

        再过半年,也就是1935年2月,常凯申和汪兆铭甚至会联名发布《严禁排日运动令》,随即国党中政会向全国报纸、通讯社发布通告:禁止刊登排日和抵制日货的消息。

        在南京政府的这种思想指示下,《万里长城永不倒》和《松花江上》两首歌,绝对属于必须禁止的歌曲。包括周赫煊那本《非攻》杂志,通篇都在宣传抗日思想,最多到明年2月份就会被彻底查封。

        到时候塞再多钱都没用,因为严重违背了常凯申和汪兆铭的国际外交方针。

        然而百代唱片公司是个例外,历史上,这家公司发行了许多抗日爱国歌曲,没有一首被南京政府封杀过。原因很简单,百代唱片公司的背景太复杂了,主要股东来自于英国、法国和美国。

        英法美三国都是爸爸,百代公司是三位爸爸的产业,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,都不敢对百代唱片公司下手——最多也就抗议警告一下。

        也别觉得汪兆铭的表现太怂,一听到是英国公司就吓尿,即便换成常凯申,同样也只能选择视而不见。

        民国时期,中国方方面面都被列强控制。最大的矿山股份被洋人控制,最大的茶叶公司被洋人控制,最大的渔业公司被洋人控制……除非南京政府彻底撕破脸,强行接收这些外资产业,否则只能乖乖的喊爸爸。

        当然,汪兆铭虽然不敢直接下令封杀唱片,但他还有其他手段。比如,禁止国内一切广播电台播放周赫煊的歌,禁止在公开场合播放相关唱片等等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些手段是非常有效的,本来有两部电影想使用《万里长城永不倒》做主题曲,现在政府的命令一下,电影公司立即放弃了这个想法。还有即将举行的华北运动会,主办方打算将《万里长城永不倒》做为入场式歌曲,如今也只能作罢。

        南京政府越是这样封杀,《万里长城永不倒》的唱片就卖得越好,或许是民众被激起了逆反心理。

        仅仅几天时间,只是在上海及周边地区,《万里长城永不倒》就卖出2000多张,《兰花草》也卖出600多张,如此爆棚的销量走势把百代唱片公司乐坏了。

        英国佬才不管什么中日关系,也不管你中国人爱不爱国,他们只希望唱片越卖越多,把真金白银赚到手。

        各大报纸虽然被南京政府警告,不得刊登关于这些歌的讨论文章。但地下刊物却不管那么多,许多地下杂志刊登了完整的歌谱,发行到东北、日本,甚至是东南亚地区,使得《万里长城永不倒》和《松花江上》迅速传播,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爱国歌曲。

        特别是已经沦陷的东北四省,许多抗日队伍专门请人教唱,将士们含泪唱着这两首歌英勇杀敌。

        ……

        海格路,周公馆。

        埃德加·斯诺与周赫煊相对而坐,他拿着速记本笑道:“周先生,最近你的诗和歌都流传很广,你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诗人和歌曲创作者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最伟大谈不上,中国有很多伟大的人物,我只是稍微有点名气而已。”周赫煊说。

        埃德加·斯诺是一个青年帅哥,当然,再过几年就要变成秃顶大叔了。他是《纽约日报》的驻华记者,还兼任燕京大学的新闻系讲师,采访足迹从中国东北一直延伸到东南亚、日本。

        斯诺笑道:“你太谦虚了,我见过的中国人很多都是这样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周赫煊说:“谦虚是一种美德。只有那种毫无文化底蕴的国家和民族,才会得势就猖狂,比如日本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你很讨厌日本?”斯诺问。

        周赫煊强调道:“极度讨厌!”

        斯诺说:“中国有三位最具影响力的学者,一是胡适,二是鲁迅,还有一个就是阁下。我采访过胡适和鲁迅,他们跟你都不一样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怎么讲?”周赫煊道。

        斯诺说:“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,他的思想是美国式的。鲁迅是一个革命者,他似乎并不排斥日本,而是着眼于中国的国民改造。而你有些民族主义者的倾向,你的言行都以国家为出发点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周赫煊笑道:“你归纳得有些意思。而且你的采访风格也很有趣,你喜欢跟被采访者聊天,而不是一问一答的方式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当然,一问一答目的性太强了,容易忽略很多细节,”斯诺说,“你知道美国这几年最流行什么思想吗?”

        周赫煊说:“自由主义和民权主义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斯诺道:“能聊聊你的看法吗?”

        “自由主义和民权主义由来已久,但最近几年在美国风行,主要还是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,”周赫煊阐述道,“美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萧条,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,甚至连自由言论也受到压制。哪里有压迫,哪里就有反抗,自由主义和民权主义在美国流行起来很容易理解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很有意思的见解,”斯诺点头道,“那你能否比较一下,中国和美国的自由运动、民权运动之间的区别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周赫煊分析说:“美国是资本政治,法治建设比较完善。因此,美国的自由运动和民权运动,都围绕着美国宪法而进行。不管是支持者,还是反对者,都不能打破美国宪法的制约。所以美国的自由运动和民权运动,是可控的,可引导的,非暴力的,具有合法性的。但中国不一样,中国是强权政治,法治建设还在起步阶段。刚才你说,胡适是自由主义者,但他仅仅是写了几篇呼吁宪政的文章,就被当局逼得远走海外。而鲁迅参与的民权运动,更是直接被暴力镇压,鲁迅本人也多次逃到租界避难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斯诺笑道:“你的见解很透彻,抓住了事物的本质,你是一个真正的智者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周赫煊摊摊手:“智慧非常宝贵,但有的时候,智慧毫无用处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斯诺又问:“你对中日两国的关系怎么看?”

        “必有一战,而且中国必胜。”周赫煊说。

        斯诺笑道:“你果然与众不同,你非常有自信。我采访的其他中国人,在谈起这个话题时,他们表现得都很忧虑,极度缺乏自信心,对未来有一种难言的恐惧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周赫煊说:“我的自信并非来源于自身,而是对我的国、我的民、我的文化有自信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斯诺突然提起丁玲:“去年,中国著名的女作家丁玲女士失踪,很多人都参与了救援行动。你好像没有参加?”

        “我对这个事情不了解。”周赫煊道。

        斯诺突然压低声音:“美国公民自由联盟,正在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联手行动,策划着营救丁玲女士。周先生有没有兴趣加入?”

        周赫煊笑道:“如果只是写几篇文章,我非常乐意。毕竟,丁玲女士也算我的朋友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斯诺说:“孙夫人已经跟国际政治犯联合委员会有了计划,这是一个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下属的机构,专门致力于保护集权政治下的政治犯的民权。如果你要加入的话,可以跟伊罗生先生取得联系。你知道伊罗生吗?”

        周赫煊说:“我跟伊罗生在荷兰见过面,他是美国左翼作家兼记者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既然都是朋友,那就更好办了。”斯诺笑道。

        周赫煊是真无所谓,因为丁玲根本不用他去救。如今丁玲正和同居男友一起,被软禁在特务头子徐恩曾的别墅里,除了没有自由,丁玲好吃好喝舒服着呢,甚至国党特务还会把丁玲的母亲、儿子都接去。

        丁玲之所以有如此优渥的待遇,原因有二:

        一是孙夫人在积极救援,并且在国内外疯狂宣传丁玲。如今丁玲不仅在中国名声大振,在美国也有无数读者。国党怕引来恶劣的影响,不敢杀,也不敢放,只能每天软磨硬泡的引诱丁玲叛变;

        二是特务头子徐恩曾最宠爱的姨太太,正是前几年叛变的共党费侠。费侠虽然叛变投敌,但还是比较同情共党的,经常劝阻徐恩曾不要使用酷刑。把丁玲软禁在别墅慢慢诱降,也是费侠出的主意,徐恩曾对她言听计从。

        历史上,丁玲最终能够被释放,主要还是美国那边起了作用。南京政府承受不了国际舆论压力,只能被迫释放丁玲。如果有周赫煊参与的话,可能事情要顺利许多,至少能让丁玲提前半年重获自由。

        当然,其中也有丁玲自身的原因。

        费侠这个共党叛徒,在给徐恩曾做姨太太以后,可是诱降了许多共党。而丁玲被抓后油盐不进,无论费侠怎么诱降,怎么给好处,甚至把丁玲的母亲和儿子都接来,威逼利诱之下,丁玲坚持了整整两年也没投降。

        现在接下了营救丁玲的任务,周赫煊觉得自己该到美国走一趟了。

        说起来很可笑,想在中国救人,却必须去美国造势。或许在南京政府眼里,美国民众的舆论,远远比中国民众的舆论更加重要。